其必然優(yōu)先使用于事關國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各項社會秩序、人身安全等案件中，經濟類案件中也會優(yōu)先排序涉眾型的犯罪進行辦理。

這就決定了如果僅是個人或公司作為被害人的經濟類案件，通過報案推動刑事訴訟程序的難度往往遠超當事人想象。

 一是對公安機關響應程度期待過高。您以為一旦報案，公安會立即行動起來，查封賬戶、摸排房產、傳喚拘留？怎么可能。作為迫切性最低的報案，盡可能將擬報案的事實、證據、法律依據梳理清楚是報案人的當然義務。

 尤其是大量公司職務類犯罪，如職務侵占、挪用資金、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等，報案人本身就具備相當的證據搜集能力，但往往都是不到位的，都寄希望于公安機關去落實是不現實的。

二是報案材料缺乏證據支撐。報案材料與提交證據是一事兩面，報案材料應當盡可能簡明、準確，每一句話都應爭取有證據支持。因為報案人對公安機關期待過高，以為所謂報案就是將線索呈現給公安即可，導致報案材料陷入的情緒色彩過多，猜想部分過多。

當然，受制于取證手段有限，報案時不可能將全部證據落實，但窮盡所有取證努力，將關鍵環(huán)節(jié)證據缺失可能存在的其他解釋壓縮到最小空間，可以有效推動公安機關啟動程序。

 如勞動合同、辦公地點等解決管轄問題，崗位職責說明書或類似的其他決議性文件、線上或線下審批情況、會議決策情況等解決具體工作中的職務便利問題，委托第三方進行的評估、審計解決金額認定問題等，以及圍繞報案罪名所需要落實的一切細節(jié)證據。這些工作不到位，刑事訴訟程序恐怕很難實質性啟動。

三是沒有準確把握行為性質，導致重罪輕訴。事實清楚了，證據也充分了，還有選擇準確罪名進行報案的問題。

比如到底是國有企業(yè)工作人員失職、濫用職權行為和外部人員的合同詐騙行為，還是內外勾結的共同貪污行為？到底是內外勾結的職務侵占行為，還是非國家工作人員行受賄行為？到底是公司員工對公司的職務類犯罪，還是公司員工個人對客戶的詐騙犯罪？不同的罪名認定，對于犯罪人的懲罰力度和公司追贓挽損的保障力度完全不同，而最開始報案時的準確把握完全可能影響后續(xù)偵查、審查起訴和審判。

 當然上述都屬于進階類問題。更多場景可能是公司來到公安機關進行報案，得到答復如下：這不歸我們管，你們這屬于經濟糾紛，你們應該去法院民事訴訟。整個過程不收材料、不出具書面回復。

 拋開經濟類案件報案難的非技術性障礙不談，正視司法資源的有限性，以及個體經濟權利被侵犯案件的辦理緊迫性排序靠后的現實，只有盡可能方向正確、準備充分、專業(yè)對話，才有更大希望贏得有限司法資源的傾斜，推進刑事報案工作。